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一、独立思考

边缘群体、阶层

我觉得对我个人也好，对中国国内的知识界、公众也好，阶层这个视角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我当时对浙江村这么边缘的个案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改革从80年代以后，主导的思想就是要搞现代化，所谓中国落后了、要追赶，包括要发展市场经济，要有理性精神。这在当时是笼罩性的话语。

在这样的话语下，“浙江村”被当作一个问题，他们是“低素质的人口”，和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是一个负担。

因此，我对“浙江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对当时的主流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想从这个边缘群体里面，看它内在的合理性。尽管用正式的教育标准衡量，他们素质很低，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计算方法，有内在的经济理性。

独立思考

我当时的想法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我想通过处在边缘的主体批判现代化主义、精英主义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我没有全面地对现代化话语的根基进行批判。由于这种批判的不彻底性，导致了我的一些盲点。盲点之一就是，对“浙江村”内部的阶层化不敏感。我们把“浙江村”想像成一个整体，这完全是通过户口体制，从北京主流的城市生活来看的。但是你用今天的阶层角度分析，就很难讲了，“浙江村”内部很多人显然比北京平均生活水平高很多，但同时也有很多来自江西、湖南的打工仔，情况相当不好。阶层之间并没有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但经济差异是很大的。

我当时没有批判这一点，主要是我着急批判精英主义和户籍政策等。

关注人本身

这让大家有一种普遍的失落、恐惧。市场力量笼罩一切，生活完全市场化。

现在城市里的小资，有一种个人情感、生活方式方面的抗议，但根本上还是很弱。我们还是需要建立起一套超越了唯经济利益的公共生活的规则。

我觉得靠城市阶层的生活方式、人文情怀去抗拒市场，是非常表面的。因为你要搞这些情调，不是都要靠花钱去实现的吗？

不能浪漫地认为，底层的生活方式会提供一个新的未来。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想透。是怎么样的情况把他们变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有没有别的办法，使这样的工农群体有别的方式组织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转变，你只靠城市市民阶层的人文情怀，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工农群众哪一天也觉得，不用那么赚钱，自己有比较舒适满意的生活，这个就是今后的理想目标。

幸福的多元化

这个可能是欧洲和我们的最大的差别之一。他们的工人阶级，对幸福的追求确实是比较多元的，也有很强的自主性，不像中国，生活的意义完全是单一的，没有钱就是没有一切。

第一，它意识形态上的多样化，是值得关注的。比方说英国，它的宗教势力，有非常黑暗、非常压迫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反市场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宗教势力防止了市场力量完全一体化。

第二，也许对我们国内读者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竞争，对促进欧洲的社会进步很重要。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要证明自己不比共产主义差，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又不断引用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来批判自己的社会，社会主义思潮是比较深入人心的，这样就形成了对市场和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批判。

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利制度。像伦敦，为什么艺术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六、七十年代之后，很多人靠着国家福利，不用去工作了。

我一直有个观点，“冷战”时期，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的世界想像，都很全球化，有全球视野，但是“冷战”结束之后，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了实际生活的源泉和参照。

最后讲到中国，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格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可能没有多元化。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是在跟别的形态的交锋之中，不断丰富，对新的现实情况做出应对。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对立面，没有参照系，那你就僵化了。

所谓独立思考，当然在中国语境下有特定的含义，是有价值的。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性也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各种想法和实践的合理性。我觉得人类学的精神很重要，人类学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

人类历史很长，人类的活法很多，你要去了解不同的活法，不要认为你自己的活法最好。

二、悬浮的蜂鸟

从体制上讲，他们基本上没有下过地，在经济生活上、人际关系上，都不可能回农村了，但是因为户口制度，在城里待不下来，所以来回迁徙。

在制度意义上，是被悬浮的。第二个层面，是从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上来看。我们当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以极高的频率换工作，两、三个月就跳槽。

因为工厂里的各种矛盾，包括跟管理层的，跟其他工人的矛盾，没有任何解决方式，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离开，跳槽。

因此跳槽成为在城市里工作的一个主线，这样的状态我叫做“悬浮”。他们的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在社会场域、甚至在物理空间里面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

就像蜂鸟，一种很小的鸟，必须高频度的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悬浮”状况，我觉得这对后来的富士康事件，和工厂的其他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人的状况一直没有沉淀下来，就靠高频度的换工作来维持，是很脆弱的。

悬浮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哲学意义上，不对当下做深刻的思考。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

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

还有代际的问题，现在年轻一代出来，可能会对多样性有新的想法。现在四十岁，我们这一代，基本上被唯发展论俘虏了，我们很难想像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你像欧洲人那样，物质条件很一般，生活很乐呵，我们是很难理解的。

三、婚姻与再分配

印度嫁妆制度，作为一种风俗，历史是比较长的。但是原来这种风俗是象征性的，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带点首饰，日常用品什么的。

一百多年前，嫁妆出现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要大宗的财物，第二是，贫穷的家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先把我女儿娶走，嫁妆分期付款，男方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嫁妆，就有可能虐待妻子，甚至逼迫妻子自杀，这个经常有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是跟殖民主义有直接联系的。英国殖民之后，极大地扭曲了印度的经济生活体系。印度受过高等教育、能讲英文的男子可以进入英国在印度的军队和政府，收入与地位和当地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因为它代表了外 来的高于本地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女方家长，通过嫁妆制度，把女儿嫁给有特权的男子。

所以现代嫁妆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层的性别化，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群特权男性。传统的地主等特权阶层就要通过嫁妆，把女儿嫁给新的特权男子，和新的特权阶层发生联系。当时嫁妆的变化，是有历史资料证明的。学过英国法律的大学生，嫁妆最高。这是和婚姻的市场化联系在一起的。

温州的情况，也是在90年代以后出现变化。一个是婚姻的货币化，这个可能全国都一样；再一个就是婚姻的工具化，有些人很早，18岁，父母就把女儿登记在婚姻介绍所，开始寻找。婚姻不是在生活中邂逅，自然相爱形成结果，而是一个工程、项目。这样的项目化，就跟印度相似了，要通过很多人去找人，然后要谈判。

这个一方面你可以说非常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切东西都要理性化，生活不能随便来，要理性地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一，原来传统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整个婚姻的功能是持续家族的延续，中心不是个体，是整个家族。所以父母之间的谈判，也会谈田产啊，生辰八字，但往往会首先考虑家族关系。现在父母要看男方的房子，女方的条件，不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中心还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但是把个体幸福做了特殊的理解，就是个体幸福必须建立在对物资的占有上，婚姻必须促进财富积累，不能下嫁，否则就白白损失了。

第二个转变是，在宗族延续的思维下，没有最大化的考虑，就是说门当户对，主要是要合适，要延续现在的格局。现在是要最大化，越有钱越好，千万不能损失财物。《婚姻法》解释三，就体现了这个要求。婚前财产证明啊，婚姻完全变成了契约。

现在的婚姻，倒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它是以个体幸福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强烈干预下的理性计算。这个有点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不平等。父母对婚姻的项目性计算，就是为了维持不平等的再生产，获得的东西千万不能失去，没有获得的东西一定要去争取。绝对不能让婚姻成为一个再分配机制。其实婚姻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再分配机制，有钱的跟有才的人结婚，没才的学点才，没钱的也拿到点钱，现在这个不允许了。

拒绝再分配，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

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不平等的关注。再一个，回过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也有更好的认识。中国革命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像民工、农民尽管生活状况不好，但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对平等的追求，觉得人应该平等，凭什么不如别人，这一方面当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冲动，是跟社会主义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主体性，作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潜在动力。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快的，跟这个自下而上的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不要讲王铁人啊那些劳动模范，就是在各个农村，修水渠、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通过个体农民。

四、东北移民

第一，我选择这个题目，当时并没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博士毕业之后开始工作，等于进入了西方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要有两个力量来支配你，第一就是发表论文的要求，第二个是资金投入，项目经费的要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东北移民输出，也不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一定意义上是迎合了西方学术生产体系的期望。

东北移民当时在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中国人在欧洲的，本来主要是浙江、福建人，1990年代之后，欧洲突然出现了很多东北人，引起了很多关注，人们想要了解是怎么回事。这个题目应对了这个焦虑，但是这个焦虑是欧洲人的。这个题目对中国社会本身、对全球变化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直不清楚，思想进度就比较慢。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有好处，实际调查中拿到的素材就更多，也更散，我了解了很多情况，但是没有一个灵魂。对我来讲，学术工作的灵魂，就是政治上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问题在胸膛燃烧，写出来的东西四平八稳，没有什么乐趣，也写得很慢。

第二个原因，我也处在一个转型中，总希望思考上能更深化，更概念性地提出一些问题。《猎身》主要还是对现象的直接分析和描述，没有就这个现象、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变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没有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想通过东北移民，对中国社会变化提出一些说法，这个就很难了，要不断地想，不断地读。再一个，也不断有别的事情，像香港问题，也牵扯了很多精力。

劳工移植是提出了一种关系，就是点对点的跨国关系，这个是说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原来人们想像全世界变成了一体，就会有各种跨越了国界的社会关系，但这个至少在亚洲没有发生。我们出现的不是一个像水银落地、洪水决堤一样的全球覆盖式的全球联系，而是点对点的、在政府严密管制下的联系，至少在劳工、人的流动是这样，跟金融、物品流通不一样。

东北的后备移民，总体意思是每个人都是后备移民，真正走出去的是很少部分，但是作为社会可能的目标模式，很多人在那里谈出国，很多人都想像自己是后备移民。这跟我们讲的悬浮是有关的，那么多人想要超越现在，愿意付很多钱，打那个赌，要一个想像的未来。他们的出国费用非常高，就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魔幻式的点，觉得出去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点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逻辑在里面。好像生命不是由每一天的日常活动构成的。

东北的这个变化，当然是跟下岗有关。从1994年，国有企业私有化开始。下岗没有工作，出国就是一个选择。但是有一点别人很少提到，东北下岗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下岗之后，有一个再就业中心，发三年基本工资，让你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就介绍到社区，接受低保。同时，下岗工人没有生活资料的威胁，企业原来有住房。当然下岗的情况很惨，但是有生活资料、买断又有一定的现金，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钱能出国。

这个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遗产。不是下岗导致出国，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积累下的下岗，才导致出国。

其实是把在公有制条件下的积累，做一个非常激进的赌博，投到市场上去。

另外一方面，出现一种社会无组织化，东北黑社会化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讲，但是下岗后，立刻出现社会无组织化，比方说，街道、村委会形同虚设，每个人都在奔走自己的前途，这种情况下，流动化也会增强。

东北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是五十年代重工业化之后形成的，单位制非常发达，家族联系是相对弱的。所以单位解体后，社会关系网络就很弱了。

这是中国社会分化的加剧，加上各种对环境、稳定的考虑，形成的向上的集中化。这些移民不是真的要去国外生活，最重要的动机，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是保护既定财产，二是保护未来财产。

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这个财产就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声望啊、再生产不平等的欲望，所以它是一种维系不平等的一种跨国手段，当然又被中国的环境问题激化了一下。最重要的，我强调的是资本转移，不仅仅是空间转移——把中国的钱转到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把金钱资本转成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教育里很明显，把孩子送出去，把这一代的金钱资本转换成下一代的文化资本，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倒过来，又会维护现在的金钱资本。一个是空间上的跨国性，再一个就是不同资本之前的转移。